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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一把手”是怎樣煉成的？
央企高管尤其“一把手”的任命具有行政化傾向。被委任者除了源于基層由下至上提拔外，還有一部分從政府直接向央企輸送。那么，誰是最大牌央企“一把手”？“副部級”高管要經過怎樣的歷練才能登頂？ 行政化任命到底有何利弊？所謂“公開招聘”為何進展緩慢？
文/中國新聞周刊網記者 張大衍
企業家一詞由法語“entrepreneur”而來，其原意是指“冒險事業的經營者或組織者”。在現實中，這個冒險事業的“一把手”可謂對企業的興衰成敗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我國，因為中央企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黨管干部的原則下，央企高管，尤其是“一把手”的任命存在著明顯的行政化傾向。被委任者除了源于基層由下至上層層提拔外，更有一部分人是從政府直接向央企輸送，也即跨界高管。那么，他們究竟要經過怎樣的力練，才能步步登頂？行政化任命到底有何弊端？是什么樣的原因造成這一現象？所謂的“公開招聘”為何進展緩慢？本專題將逐一為您解答。
(一)最大牌“一把手”：多為副部級
事實上，廣義的中央企業和金融機構包括三類：一是由國務院國資委管理的企業，從經濟作用上分為提供公共產品的，如軍工、電信；提供壟斷性產品的，如石油；提供競爭性產品的，如一般工業、建筑、貿易。二是由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管理的企業，屬于金融行業。三是由國務院其他部門或群眾團體管理的企業，屬于煙草、鐵路客貨運、港口、機場、廣播、電視等行業。
那么，這些央企“一把手”的人事權是怎樣的呢？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研究中心競爭力研究部部長許保利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網記者采訪時表示，一般來說，在國資委網站列出的115家央企名錄中，前54家企業“一把手”(指企業董事長、黨委書記及總經理)多為“副部級”。他們一般由中組部發文任免，國資委協助考察。
同樣，國有金融機構如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其董事長、行長、監事長也常被視為副部級官員，或享受副部級待遇，由中組部選拔和任用，也常有轉任政府官員的通道。
“在現實中，我們習慣稱這些企業為\‘副部級\‘單位，但事實上，企業是沒有行政級別的，只是\‘一把手\‘多由中組部發文任免，因此才被慣稱為\‘副部級\‘。”許保利說。
為什么在國資委管理的企業中只有“前54家”企業才有副部級高管呢？許保利解釋稱，這54家企業大多為原來的國家部委撤消后，相應組建而成的國有企業集團，原先稱“53家國有重點骨干企業”，現在是54家，因為后期新成立了“國家核電技術有限公司”。
那么，又為什么此類企業的“一把手”多為“副部級”呢？許保利表示，大概是由于這些企業最初成立時的“一把手”是“副部級”，于是便由此順延下來。
例如，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最初成立之時，相當于國務院直屬局級，歸口石油工業部領導，由石油工業部副部長秦文彩擔任總經理。
不過，這54家“國有重點骨干企業”的“一把手”也并非全部都是“副部級”，有時也可能是“正部級”。如現任河北省省長的張慶偉曾擔任國防科工委主任，該委員會于2008年被撤消后，張慶偉又以正部長級的身份出任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
除卻54家“國有重點骨干企業”的“一把手”正職，其他副職以及剩余61家企業的人事權，據許保利介紹，均集中在國資委。
此外，業內人士稱，“副部級”央企還包括中國四大國有保險公司(中國人壽保險集團、中國人民保險集團、中國太平保險集團、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中國五大國有商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以及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等金融類央企；還有國務院直管類的，如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中國中信集團。另外，中國煙草總公司也是“副部級”。
(二)近九成央企高管“土生土長”來自基層
據《國企》報道，任意選取了300名央企高管進行比對梳理。最后發現，多數央企高管的原始學歷為本科。而且，盡管大學生在二三十年前堪稱天之驕子，但這300名高管進入央企時，有281人最初的工作在生產一線，比例超過90%。他們絕大多數從事的是最基層的工種，如技術員、助理工程師、會計師、科員等。
例如，1982年，在北新建材當了3年技術員的宋志平不滿足于現狀，決意改行做銷售。盡管家人并不支持，但宋志平在這條道路上走了10年。回顧這段經歷時，宋志平認為，這讓他學會了處理與別人的關系。“讓我意識到溫和也是一種力量。”直到現在，當他偶爾被銷售電話騷擾時，他也會禮貌地談幾句。1993年，36歲的宋志平成為了北新建材的一把手，成為業內最年輕的正局級干部。如今，他是雙料董事長：中國建材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中國醫藥集團總公司外部董事、董事長。兩家企業中，前者已經進入世界500強，后者正在努力進入。
再比如，1983年，孫兆學進入山西鋁廠工作，最初的職位是調度員。12年時間，他成為第一礦的礦長。當時，第一礦的作業現場管理特別出色，工地整潔，工具擺放整齊。這些管理細節得到了當時來礦考察的領導的好評，孫兆學由此進入干部培養梯隊。此后，孫兆學歷任山西鋁廠副廠長、廠長，中鋁公司副總經理，并于2006年調任中國黃金集團總經理。
此外，還有一類“一把手”是由地方相應管理單位層層提拔而起，如中國電信的王曉初，曾任浙江省杭州市電信局局長，天津市郵電管理局局長，中國移動[微博](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副總經理，現兼任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及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名譽董事長；中國聯通的常小兵，曾歷任南京市電信局副局長，中國郵電電信總局副局長，信息產業部電信管理局副局長、局長，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副總經理、黨組副書記，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現任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
(三)誰是最牛“跨界”高手？
除了源于基層由下至上層層提拔外，在央企大佬中，還有這樣一個群體：在他們職業生涯的某一或者某幾個階段，是游離于企業之外的，即曾在政府機關或事業單位、軍隊、高校任職。主要有以下三種表現：
一是歷史因素。原來的國家部委演變為企業，部委的各級官員自然就成為企業各級管理者。
例如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最初成立之時，相當于國務院直屬局級，歸口石油工業部領導，由石油工業部副部長秦文彩擔任總經理；
二是一些政府、高校、媒體的從業者進入央企后，積功升遷至高管。比如，據《中國廣播網》提供的簡歷資料，1982年，畢業于湘潭大學中文系的劉平春進入湖南日報工作。8年后，已成為知名媒體人的他進入華僑城集團，先后擔任辦公室主任、總經理助理等職務，現任華僑城集團黨委常委，深圳華僑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裁、黨委副書記；
三是直接從外單位調到央企擔任高管，即所謂的空降高管。比如，原廣州市委書記張廣寧調任鞍鋼集團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原湖南省副省長賀同新任中國通用技術 (集團)控股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原信息產業部副部長、黨組書記奚國華出任中國移動集團黨組書記和副董事長等。
此外，在黨政要員中，有“央企高管”的履歷的也并不少見，他們被稱為“商而優則仕”
如有媒體統計，曾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劉淇早年間曾任武漢鋼鐵公司經理；現任公安部部長郭聲琨曾任中國鋁業總經理；現任吉林省委副書記竺延風曾任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總經理等。
(四)特殊身份高管：紅色后代
不過，據《國企》梳理，在央企高管中，還有一些有著特殊身份的人--紅色后代，詳情如下：
現任華僑城董事長任克雷是廣東省委原書記任仲夷的三子。任仲夷是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推動者和積極實踐者。任克雷于1987年發表了一篇名為《深化企業改革的探討》的論文，作為國務院參閱文件轉發。擔任深圳市委秘書長、辦公廳主任期間，任克雷主持起草的《跨世紀的決擇深圳趕超“四小龍”若干重大策略》成為深圳特區1991?2010年的發展規劃。1993年，任克雷調任華僑城集團總經理。
毛遠建，湖南湘潭人。曾在山西省軍區服役，現年57歲的他為中國電科副總。其父是毛澤東的堂弟毛澤全。毛遠建曾擔任中鋁公司總經理助理，并參與了中鋁公司與秘魯銅礦的談判，2008年出任現職。
保利集團名譽董事長賀平，軍銜為少將，是鄧小平的三女婿，其父為1955年授銜少將賀彪。2010年，賀平辭去保利集團董事長一職，擔任央企中唯一的名譽董事長。保利集團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王小朝是楊尚昆同志的女婿，現年60歲。
現年52歲的中電投副總、中電國際董事長李小琳是李鵬的女兒。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她，曾因呼吁給全民建立道德檔案而引發廣泛關注。
(五)無法理順的“級別”管理
由于央企“一把手”行政級別的存在，使得在現實管理實踐中，出現了許多無法理順的管理現象。比如副部級的國家能源局要監管的企業不少和它平級。
5月2日，國家能源局和電監會重組的新能源局確定了高層人事，從“一正四副”擴為“一正五副”。局長吳新雄為正部級，5位副局長中，史玉波、劉琦、王禹民為副部級。
對此，有分析認為，新能源局的低職高配更像是為應對監管對象。中國大型能源企業中，無論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還是國家電網、南方電網和幾大發電集團，以及神華集團(主營煤炭)和國家核電，都是“副部級”央企。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張星久認為，“一個副部級單位要去管那么多同是副部級的企業，只能把領導的級別配高，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政府想進一步解決能源領域群龍無首、權力過于分散的局面，級別達不到的話，可能影響決策和監管。”
與之相應，2011年，《第一財經（微博)日報》曾報道指出，中國人壽保險集團、中國人民保險集團、中國太平保險集團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四家國有保險公司將升格為副部級，組織關系及人事權將統一歸至中組部。
文章引用消息人士的觀點認為，四家國有保險公司升級為副部級，是監管公平的體現。目前四大國有銀行和交通銀行即是副部級單位。就中國人壽和中國人保等公司的業務規模和市場影響力而言，其高管的行政級別目前僅相當于局級待遇，與國有保險集團的地位和保險業的發展不相匹配。
(六)央企高管行政化任命受質疑
事實上，關于央企高管的行政化任命一直飽受質疑。2012年年底，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發文章，認為央企高管的任命仍存在明顯的行政化傾向，人事管理離市場化相去甚遠。文章稱：“很多時候，央企高管高薪金飯碗，被當成安排中央及省市年齡偏大、提拔無望官員的肥缺，成了攢養老錢、享享清福的待遇。甚至有網友戲稱‘當不了省長就給你個行長，當不了大部長送你個董事長，年薪動輒數百萬元，憑誰沖錢都想干’。”
此外，據人民網報道，全國政協委員陳振東曾總結了國企老總腐敗案件涉案人數持續上升、涉案金額巨大壟斷行業大案頻出等特點，提出包括繼續深化國企負責人黨政分離，取消行政級別待遇制度在內的六大建議。
事實上，關于取消國企行政級別的規定，多年前已經出臺。2000年9月，原國家經貿委發布了《國有大中型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加強管理基本規范(試行)》，其中明確規定，企業不再套用黨政機關的行政級別，也不再比照黨政機關干部的行政級別確定企業經營管理者的待遇。
但這套規范的推進極為緩慢，迄今只有少數地方實行。
在這場告別行政級別的戰役中，上海成為了先行者，2008年9月，上海首次正式決定取消國企行政級別，企業領導人員不再保留公務員身份。上海市委組織部秘書長馮偉曾介紹稱，黨政領導干部交流到市管國有企業任職的，不再保留行政級別，其行政關系、社保關系、工資關系、組織關系隨工作變動轉移至企業，按企業領導人員管理方式進行管理，到齡免職后在企業辦理退休手續。企業領導人員退休后，不得在本企業、下屬企業或關聯企業任職或兼職。
大半年后，廣州市委、市政府出臺《關于進一步推動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意見》，意見指出要“深化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管理體制改革，取消國有企業的行政級別和可視作的行政待遇；建立由董事會直接選擇、考核與管理經營班子的新機制，實行市屬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分級分類管理等內容。”
另外，為探索市場化選聘國企高管的新機制，近十年來，國資委先后實行聘任制和試用期制。2001年以來，中組部、國資委已多次組織公開招聘，更以全球海選等形式招徠人才。
如2008年7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國務院國資委面向海內外公開招聘16名中央企業高級經營管理者工作啟動，并為首次為“53家國有重要骨干企業”(備注：現為“54家”)公開招聘2名總經理---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公司總經理和哈爾濱電站設備集團公司(后更名為哈爾濱電氣集團公司)總經理。
最終，原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院長兼北京賽迪信息產業集團公司總裁劉烈宏任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公司總經理。時任哈爾濱電站設備集團公司哈爾濱鍋爐廠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的鄒磊經過考察上位集團公司總經理。
這樣的進步，也常常被人詬病為“體內循環”。北京科技大學劉澄教授認為，重要的問題在于央企的行政色彩太濃，外面的“空降兵”難以適應。
此外，《中國經濟周刊(微博)》也曾就國資委的全球招聘提出質疑，稱“招了半天，90%還是內部人才。”數據顯示，2003年以來公示的122名央企高管人選中，51人來自于原企業或原系統內部，占41.8%。57人來自具有國資背景的外部企業，占46.7%。
